除了吸引公众之外，这起案件也引起了全国法律圈的关注，因为这次张超请的辩护律师团太大牌了。

他本人就是刑辩律师，杭市圈子里也算小有名气，不少朋友以为这次他会自己辩护，可他家属最后为他找来了两位刑辩大腕。

一位是张超早年读博时的导师，如今已经六十多岁、退休在家的申教授。申教授是法律界权威，“全国人大刑法修正案”起草委员会的委员。另一位是他的同门学长，申教授的得意弟子，号称浙江刑辩一哥的李大律师。

申教授已多年没替人上庭了，李大律则一直活跃在刑辩第一线，只不过他收费很高，请得起他的人不多，张超能请到他显然是因为申教授的缘故。两位大牌律师同台为他辩护，这种场面很是罕见，诸多法律界人士也都向法院申请旁听，学习两位大律师在这起案子上的辩护策略。

案情本身很简单，不涉及不方便公开的隐私，法院征求了张超和被害人江阳家属的意见，双方均同意公开审理，于是法院特地备了个大庭来尽可能满足旁听人数的需要。

庭审前，公诉人与被告辩护律师交换前置证据，法院开了三次模拟庭，张超都没有任何异议。

开庭后，很快，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，出示罪证，询问被告对起诉书是否有不同意见。所有人都知道他认罪态度好，整个案情简单，犯罪过程清晰明了，理所当然认为他没有意见。这只是走个过场，重点是待会儿辩护律师与公诉人关于张超犯罪的主观恶意性的辩论，看是故意杀人呢，还是过失杀人。

这时，张超咳嗽了一声，拿起一副前几天才向看守所申请佩戴的眼镜，不慌不忙地戴上，随后拉了一下黄马甲，使得囚服更挺一些，整个人更精神了些。

他微微闭上眼，过了几秒钟，重新睁开，挺直了脊背，缓缓开口道：“对于公诉人的犯罪指控，我个人有很大的不同意见。”

大家感到一丝好奇，他的两位大牌律师互相对视一眼，但都以为是他想自己反驳检察官对杀人主观恶意性方面的指控，只不过他这开场措辞听着有点怪怪的。

“请被告陈述。”法官说道。

张超低下头，嘴角露出一丝旁人觉察不到的笑意。他摸了摸额头，然后不急不慢地抬起头，朝后面诸多旁听人员扫了一遍，说：“今天我站在这里，我很害怕，但更多的是不解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站在这里接受审判。因为我从来没有杀过人。”

他脸上挂满了无辜，仿佛比窦娥还冤，但接下来整个法庭都被一片惊讶和唏嘘所笼盖，法官锤子都快敲断了。

“什么……你没有杀人？”检察官有些反应不过来。检察官应付过很多故意杀人案的公诉，被告往往也只能从故意还是过失的角度进行申辩，从没遇到被告对前面的证据都没异议，突然最后冒出来全盘否认杀人的情况。

老教授连忙小声提醒：“你干什么！证据确凿，你现在翻供来不及了，只会加重刑罚！我们不是早就商量好对策，你只能从犯罪主观上辩，我和李律会帮你！”

张超低声向导师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有些真实情况我只能现在说，再不说就来不及了。”

他不管两位大牌律师，目光朝着旁听席上的众多记者和政法从业人员笔直投射过去，深吸一口气，突然将音量提高了一倍，镇定自若地说道：“我说，我没有杀人！法医出具的尸检报告显示我在3月1日晚上8点到12点间杀害了江阳，但实际情况是，3月1日中午我就坐飞机去了北京，第二天也就是3月2日上午坐飞机回杭市，在江阳被害的时间里，我没有任何作案时间。关于我在北京的情况，有两地的机票、监控、登机记录、旅店住宿可以查，并且，我在北京的这一天，分别去会见了我律所的两位客户，一位一起吃了晚饭，一位跟我在咖啡馆聊到很晚。在这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里，大部分时间我都能证明我在北京，无法证明的独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，在这短短几个小时里，我不可能从北京回到杭市，杀了人后再次回到北京。江阳是被人勒死在杭市，当天我全天在北京，怎么可能是我杀人？我之所以在公安局写下认罪书，是因为我在里面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压力。但是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是清白的，我相信法律！我相信法律会还我清白！我要求出示相关证据！”

他环顾一圈沉默的四周，挺起胸口，目光毫不躲闪地迎向了所有人。

当天晚上，最具轰动性的新闻引爆网络。凶手试图抛尸在地铁站被当场抓获，现场有成百上千个目击证人，事后凶手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还上了电视认罪。结果到了庭审这一天，他却突然翻供，一席话推翻了检察官的所有证据链，法院当庭以事实不清为由，暂停审理。

原本清晰明了的案件顷刻间变得扑朔迷离。

事后，他的两位大牌辩护律师告诉记者，事发突然，张超在此前的会面中从未向他们透露这个情况，但目前看来，张超在江阳被害当天人在北京的证据是充分的，至于张超在公安局到底有没有受到某种压力，他们不方便做过多猜测和解读。

当天媒体的新闻稿中，引述了张超自称受到某种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才写了认罪书的说法，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犯罪时间，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张超遭到了警方的刑讯逼供。

就在几个月前，浙江省高院平反了轰动全国的萧山张氏叔侄杀人冤案，当年办案的“女神探”聂海芬走下神坛，被控通过对嫌疑人刑讯逼供来录根本不存在的犯罪口供。有此前科，下城区公安分局更是对张超的案子百口莫辩。

法律学者、人大代表看到相关报道后，纷纷建言对案件和相关办案人员进行严肃调查。

与此同时，省市两级检察院领导大怒，认为公安在这起案件办案的过程存在严重猫腻，极大抹黑了本省司法机关的形象，监察部门则要求隔离约谈办案警察。

下城区公安分局顿时深感压力重大，正副局长一齐赶到市政府汇报情况，尽管他们反复表明此案中他们从未对张超进行刑讯逼供，张超认罪态度一直很好，证据链也非常扎实，但上级领导对他们的工作依旧半信半疑。

一位领导问他们，张超那天坐飞机去了北京，你们怎么会不知道，怎么没查他的机票、酒店记录？副局长直想骂对方白痴，如果张超不承认自己杀人，警方自然要他出示不在场证明；现在他自己承认杀人，难道警方还要证明他犯罪时，人不在北京，不在上海，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，才能定罪？何况当时审讯时，张超交代了案发当晚他去找了江阳，警方调取了小区门口的监控，看到他的座驾于晚上七点多驶入小区，谁想到张超现在翻供后说这车借给江阳在开，座驾里的人应该是江阳，不是他！

另一位管司法的副市长当面抛给他们一句话：“如果你们证据链扎实，那张超现在怎么可能翻供？”一句话更是问得他们哑口无言。

最后，为了给社会一个交代，省公安厅、市公安局、市检察院决定成立高规格的三方联合专案调查组，由杭市刑侦支队支队长赵铁民担任组长，各单位分别抽调骨干人员，约谈相关办案民警，详细地重新调查这起案件。

第四章

“你当时用绳子勒死死者时，是从正面还是背面？”

“我……我想想，当时场面很混乱，记得不是很清楚，好像是……好像是从他身后。”

两位审讯队员目光交流了一下，一人道：“你再想想清楚。”

“那……那就是从正面。”张超很慌张，整个人处于恐惧之中。

“作案用的绳子你放哪儿了？”

“扔外面了？垃圾桶？好像也不是，我杀人后很害怕，后来又喝了酒，到现在头还是很痛，脑子一片糊涂，好多细节都记不清了，我……我怎么会就这样把人勒死了，我……我根本没想杀死他的……”他痛苦地按住头，轻声啜泣着。

……

一名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的官员暂停了投影上的视频，看了眼对面坐着的一干警察，随后面向所有人：“审讯监控很明显证明了，下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存在诱供。”

那些警察各个脸上透着忐忑不安，面对人数比他们还多的省公安厅、市公安局和检察院的领导，仿佛做错了事的小学生，不知所措。

赵铁民咳嗽一声，道：“你们有什么不同意见吗？”

大队长停顿几秒，鼓起勇气回答：“我觉得……我觉得我们不算诱供，这是正常的审讯。”

“不算？”检察官鼻子哼了一声，看着手中材料，“你们审讯张超时，问他从正面还是从身后勒死嫌疑人，他说记不清，猜了个身后，你们让他再想想清楚，不就是暗示他死者是被人从正面勒死的？还有作案工具、犯罪时间等等细节，他交代时明明说记不清楚，为什么最后他的认罪书上写得这么清楚明白？还不是你们查了现场后，要他按照现场情况写下来的？”

大队长对这个质疑无言以对，张超被抓后，对杀人一事供认不讳，但一些细节他自己也记不清了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杀人后，在紧张恐慌的情况下，自然会对一些细节感到模糊，何况他后来又喝了酒。警方调查了现场后，张超也对调查结果没有表示异议，最后也是在完全心甘情愿的情况下写下认罪书。

当时录口供时，张超态度很好，供述细节上他自己记不清时，警方自然会根据现场情况对他进行提醒，所有审讯都是这么做的。谁曾想到他在杀人这件事上供认不讳，却在细节交代中耍花腔，故意说记不清了让警方提示他，等到庭审翻案后，检察院调取相关的审讯录像时，这审讯过程就成了警方无法辩驳的“诱供”。

他觉得张超从被捕那一刻，就给警方下了一个套。